高考制度的恢复在我国教育和社会发展中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伴随着26年的高考实践，我国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全面异化。当下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教育文化是“考试文化”，这种文化以高考为核心。它既是对具有现代功利主义性格的市场文化的复制，又是对具有古代功利主义性格的科举文化的复演。它把校长、教师与学生机器般组织起来，并使之日夜加速运转。它使学校、家庭与社会在功利面前“熙熙攘攘”、万头攒动。在“考试文化”中，唯见考试，不见教育。

难道这是因为我国大学建得太少、或者高考升学率太低吗?不是。在一项对高考落榜生的大规模抽样调查中，当初因为想考大学而上普通高中的高考落榜生，在77年以前的落榜生中占50％，在77-84年的落榜生中占69.9％，在85-91年的落榜生中占79.5％，在92年及其以后的落榜生则高达85.3％。让我们再看不同时期普通高中和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的比例：1962年，普通高中在校生与普通高校在校生的比例是：1.61∶1（133.9万／83.0万）；1980年，普通高中在校生与普通高校在校生的比例是：8.48∶1（969.8万／114.4万）；1990年。普通高中在校生与普通高校在校生的比例是：3.48:1（717.3万／206.3万）；2000年，普通高中在校生与普通高校在校生的比例是：2.16∶1（1201.3万／556.1万）。由此观之，“为考试而教，为考试而学”的现象非但没有随高考升学率的提高而缓解，反而愈演愈烈，二者呈反比关系。“考试文化”占主导地位的过程，即是教育价值观全面扭曲和异化的过程。由此所建立的课程体系，只能是应试教育的课程体系。

应试教育课程体系在高中阶段的基本表现是：（1）以知识技能的熟练化为课程目标，由此必然导致把知识技能视为外在的、供人掌握和存储的东西；（2）课程内容繁、难、偏、旧，脱离学生的经验和火热的现实生活；（3）课程结构“分科主义”倾向严重，简单、划一、拒斥学生的选择；（4）课程实施过于倚重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5）“一切为了高考”的选拔取向的课程评价；（6）高度集权化的课程管理。总之，这种课程体系是排斥教师、排斥学生、排斥学校的。

改变“考试文化”，改变应试教育的功利主义的教育价值观，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课程体系，是本次课程改革的根本任务。

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高中课程体系并不反对考试的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但却旗帜鲜明地反对“考试文化”和应试教育的价值观。新的高中课程体系承认一个朴素的真理：考试，永远是这个学生在考试。它不把考试置于课程的核心，而把每一个学生发展的独特性置于核心——“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

使每一所学校成功，使每一位学生成功。这是本次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这意味着我国高中教育不是精英教育，而是大众教育。这意味着教育民主是本次课程改革追求的基本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教育民主意味着：（1）使社会经济处境不利的群体获得均等的教育机会；（2）使每一个学生的个性特长得到关注并保证其实现；（3）不仅从数量上，而且要从质量上考虑教育民主，使高中教育达到卓越。

《高中课程改革方案（实验）》指出：“普通高中教育是在九年义务教育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面向大众的基础教育。”高中教育是追求卓越的大众教育，这是本次课程改革对普通高中性质的基本认定。

超越“单一任务”或“双重任务”的主张，把普通高中教育的基本任务定位于培养高中生的健全人格或公民基本素养。这是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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